《狄仁杰之神都龙王》进军国庆档 票房备受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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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热映。电影纵有虚构夸张之处（例如洛阳变成了沿海城市）也属艺术创作，可以理解。更何况电影本身的确很好看，尤其结尾彩蛋更是令人忍俊不住。倒是内中两大要素——茶与蛊——与我本人研究过的问题相关，值得一谈。尤其是后者更有意味。我本理解古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今人重拾这个问题后的心态。电影也是观察社会的窗口，从中可以看出传播界对热点的理解和把握。
影片中东岛人的阴谋是一根主线。他们霸占茶铺，在给皇宫和百官进献的雀舌茶中加入蛊虫，试图以此破坏上层社会健康，从而掌控洛阳乃至整个中国。狄仁杰等三杰破解了这个阴谋，挽狂澜于既倒，并且顺带干掉了一条东岛人豢养的转基因变种鳐鱼。
问题一：彼时洛阳饮茶否？
答曰非也。
茶是中国人的发明，汉扬雄《方言》称茶为“蔎”，东汉《神农本草经》称茶为“荼草”，但长期以来只是南方人的饮料罢了。陆羽《茶经·七之事》对其历史有详尽的记载。这种略带苦味的饮料实在难以引起习惯醇酒厚味的士大夫（尤其是北方士大夫）的兴趣。故魏晋名士虽多，但所咏诵者多是美酒，涉及茶茗者很少。饮茶甚至还曾一度成为北方人嘲笑南方人的槽点。那时南北方分裂，互相嘲笑乃是常事，也是个锻炼口才的好机会。南北各有一大批冬烘先生整日推演五行，力证本方为正朔。北方人骂南方人为“岛夷”，意即大海一围，长江再一横亘，南方形同一孤岛。南方人则称北方人为“索虏”，意思是带辫子的蛮虏。
甚至连生活、饮食习惯也可以成为相互嘲笑的把柄，南人秉承中原传统，称北人为“腥膻”；北人则嘲笑南人喝茶。北魏后期梁朝大将陈庆之过五关斩六将攻入洛阳，白袍将从此扬名立万，然此君笨嘴拙舌，辩论中输给了北魏大臣杨元慎。杨在政治上不敢公开反对陈，故在口舌上争一时之快。其中饮茶竟也成了南人把柄，对话见于《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文曰：“元慎即口含水噀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急手速去，还尔扬州。’庆之伏枕曰：‘杨君见辱深矣。’”从衣裳到语言再到饮食，杨元慎将南人批了一个体无完肤。这其中就讽刺南人“茗饮作浆”，此茗即茶也。此时的茶俨然是南方人生活陋习的象征。
但此时变化已经在悄悄孕育。味蕾的欣喜从来都有个由直线到婉转的过程，香、甜、软滑是味蕾的原始需求，唯有经过从求温饱、热量到求品味、意境的过程，味蕾才可能去欣赏苦涩中的醇厚、凛冽中的甘美、粗粝中的欣喜。吃腐乳、咂鱼头皆是如此。饮茶也不例外。隋唐之前中国文化经历了魏晋玄学的洗礼，“越明教而任自然”之风大盛，纵情山水成为时尚，隋唐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酸甜苦辣背后的善意。
茶开始登堂入室了。
北方人开始普遍饮茶的时间大约是在武则天的孙子李隆基在位的开元年间，《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北人初不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茶是和尚坐禅时的饮品，先以其醒神之功效为北人所知，自佛寺走向普罗大众。开元是个富足的时代，唯有富足的时代人们才会去追求婉转的滋味。茶的香气飘向全国，正当其时也。
但是婉转的滋味要想完全取代对香醇的直接索取，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魏晋隋唐饮茶是煮茶，茶叶做成茶饼，煮前碾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茶具中就有鎏金茶碾子。煮茶要加上许多佐料，“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陆羽《茶经·六之饮》）所以此时“直线”与“婉转”还在一个碗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至宋代出现点茶法，饼茶碾碎搁置碗中，以微沸水冲点，这才是沏茶。此时人们已经摒弃其余香料，开始品味茶叶自身的味道。茶开始以一己之力主宰国人的味蕾。
问题二：何谓蛊？
茶叶中的蛊虫是本片的焦点，但何谓蛊？
蛊之历史源远流长，不但是个历史问题，也是个绝佳的人类学、社会学话题。
蛊的要素有四：第一，蛊是一种特别培育的毒虫，可以毒杀或者控制人类；第二，下蛊的渠道主要是饮食；第三，蛊的施用者可以获利。第四：施用者必须不断使用蛊虫，否则蛊虫将反害主人。
“蛊”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写法作器皿中虫状，如图所示：
蛊就其字本义而言可能指的是储存粮食器皿中的蠹虫，随着语言的发展，“蛊”又被认为是致病的“虫”。春秋以降，“蛊”的含义似乎已经逐渐出现两条脉络，一则为疾病的蛊，二则为巫术的蛊。可悲的是，后者逐渐掩盖了前者，使得“蛊”这一普通名词被笼罩上了阴森恐怖的神秘面纱。
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卷二五《蛊毒病诸候》的一番话基本概括了蛊的所有要素：“凡蛊毒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患祸于他，则蛊主吉利，所以不覊之徒而畜事之。又有飞蛊，去来无由，渐状如鬼气者，得之卒重。凡中蛊病，多趋于死。以其毒害势甚，故云蛊毒。”
据说制作蛊虫的目的就是为了取财，有的史书中说每当中蛊者死亡，他的财产就转移到了蛊虫主人的家中。每年端午是制作蛊虫的时节（端午这个节日总是和各种毒有扯不清的关系），将多种毒虫聚集在器皿中，然后封口。任凭毒虫互相咬啮，过若干日打开，唯一幸存的毒虫就是蛊。这个制作过程一听就是那样的不靠谱，食性不同的虫子怎么可能互相吞噬？你叫吃素的金蚕、吃粪的蜣螂也进去，那不摆明了就是搞不平等竞争吗？历史上所有被指责为蓄蛊的人都是冤枉的（不排除其中有下毒害人者，但所下毒绝非蛊毒）。
传说这蛊虫还要伴随有各种咒语和神秘的法术，从而具有神奇的力量，例如变惑之类。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叫“杯弓蛇影”，出自汉代应劭《风俗通义·怪神篇》，读过这段文字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发出疑问：“予之祖父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诣见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损饮食，大用羸露，攻治万端，不为愈。后郴因事过至宣家，窥视，问其变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还听事，思惟良久，顾见悬弩，必是也。则使门下史将铃下侍徐扶辇载宣，于故处设酒，杯中故复有蛇，因谓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怿，由是瘳平。”
杜宣喝酒，因为墙上弓影倒映杯中，心中开始敲鼓，但碍于上级情面，不得不饮，回家即大病。原因是认为蛇入腹中，经人解释方释然，由此病愈。这段故事一度还被收入过中学课本，疑问在于：酒一饮而尽，口齿没有碰到“蛇”，为何杜宣还以为蛇入腹中？
《风俗通义》此卷中记载的其它故事皆是反迷信鬼神心理的，“杯弓蛇影”的故事放在这里，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惧怕蛇的故事，唐代名医许仁则曾经一语道破，指出这是畏惧蛊虫：“人心妄识，畏爱生病，亦犹弓影成蛊耳。”杜宣实际上是怀疑杯中有“蛇蛊”，要不然不会仅仅看到蛇的影子就如此惧怕，酒一饮而尽，口齿没有碰到“蛇”，但是他仍旧认为“蛇入腹中”，这是因为他相信蛊虫的“变惑”能力。这是历史上第一则描述蛊虫故事的史料。
从此以后史籍中蛊虫传说不绝于耳，越是偏远地方越被传为是“蓄蛊之地”“蛊乡”。尤其是南方地区，闷热潮湿的气候、落后的生产力和北人难以理解的风俗使得这里成了蓄蛊想象的温床。北方人大量指责南方土著以蛊虫害人，而有趣的是南方人竟然也接受了这种指责，今日云贵一带某些村寨仍然指责本村寨某些人为蓄蛊者（称下药的、药婆子等）。这纯粹是弱势文明面对强势文明时的心态使然，再加上蓄蛊自身的神秘性使得它不可能靠“眼见为实”来证伪，所以弱者依循强者的视角来审视本族群的“落后原因”、“陋习”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蛊虫的种类则包括蛇蛊、金蚕蛊、蜥蜴蛊、蜣螂蛊、虾蟆蛊、蜘蛛蛊等等。《狄仁杰之神都龙王》里的蛊虫目测是蜣螂蛊。
令人感兴趣的是——从未有人见过蛊虫及其制作方式，但人们依旧言之凿凿。《唐律疏议》说：“蛊有多种，罕能究悉，事关左道，不可备知。”邓启耀《中国巫蛊调查》说的则是现代西南地区：“我调查过普米、纳西、白、傣、怒、汉、彝、傈僳等民族，许多人都知道‘蛊’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且说得头头是道。但一问‘亲眼见过没有’，却又全部摇头，而且责难地反问：‘做这东西，能让你看么？’”现在西南某些地区仍然盛传村寨中有下蛊者，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传说要想长久生存，必然要神秘化且用神秘化达到不可证伪的境界，蛊虫就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最具有学术意味的话题是蓄蛊之地的变迁。开始时完全是北方汉族的产物，例如刚才提到的《风俗通》，越向后发展，越成了落后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的独有陋习，原产地北方地区已经不再有。而且“蓄蛊之地”变迁的步伐恰以同步节奏配合着中国南方的开发步伐。其此消彼长的进度恰能反映南方地区的开发进展程度，也就是说，历史上每当一地涌入大批来自主流文化圈的移民之时，其地或其周边地区总是容易被指为“蓄蛊之地”。因为双方矛盾尖锐，互不信任，北方移民脑子里的“蓄蛊想象”就开始发作。当此地完全融入主流文化圈之后，有关“蓄蛊”的传说就开始消退，开始转移到新的刚刚与主流文化圈发生密切接触的地域。
正因为蓄蛊虚无缥缈而古人硬是认为其存在，而且蛊毒纯属无差别伤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此引起了民众的无限恐慌，一旦有谁被指责蓄蛊，往往会引发失去理智的攻击，冤案也就不断。下面试举两例：
《太平广记》记载了唐宪宗元和年间一件事情。诸暨卸任县尉包某与一土豪关系良好，土豪常送来新鲜食物。结果包妻得病，包某怀疑是土豪下蛊陷害，遂来指责，土豪全家出动将其殴打（可以理解其愤怒），导致有身孕的包妻死亡，双方诉讼。观察判官“独孤公”从内心里就相信蛊这回事，这回得着机会一定要置土豪于死地，声称某晚包某妻曾托梦给自己，控告土豪放蛊。以此为借口拘留土豪，“不数日，土豪皆款伏”。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这种口供是怎么得来的。但其上司、浙东观察使李逊认为此案“不直”，原告有敲诈被告的嫌疑，于是将双方各加以轻微处罚，还将喊冤的包某妻兄脊杖一通。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南方民众相信蓄蛊的存在，官府包庇蓄蛊案犯，民议沸腾，“自淮南无不称其冤异”，这番舆论影响司法很成功，李逊的调离很可能与此相关。第二年新任浙东观察使孟简甫一到任则将土豪一家十余口杖毙，据说“数州之人闻者，莫不庆快矣。”
另一则是南宋《烛湖集》中的《余安世斩蛊传》，余安世任福建古田县主簿，为人“慷慨喜事……遇所激发，勇不可遏”，这种偏激者自古以来干好事、干坏事都能干得轰轰烈烈。南宋人认为古田乃蓄蛊重灾区。余安世到任不到一月，就碰到一个叫林继先的控诉其母被黄谷下蛊害死，这种案子原本在古田不算少，但是官吏们往往忌讳接手此种案件，因为总是缺乏证据无法定案。缺乏证据是很正常的，因为“蓄蛊”原本就是无稽之谈！这次也碰到这种情况，原告提供了一些证据，但均是一些想当然的东西，缺乏关键的“蛊虫”和蓄蛊工具，余安世将被告黄古夫妇严刑拷问逾月，被告死去活来，但是始终未招认。
好事而易激动的余安世看着奄奄一息的被告，实在不甘心，看看左右无人，竟然将被告黄谷拖到门槛上一刀斩杀。据说百姓欢欣鼓舞。上级来调查此事，以在被告家里发现一条大蜈蚣为由，认定黄谷蓄蜈蚣蛊，将余安世“降一资”草草了案。
以上两个案件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被告已被民意定罪，案件本身都缺乏定罪证据，但是社会舆论一边倒，这就是民众群体性的歇斯底里所制造的冤案。等级模式的底层即所谓“蓄蛊者”在现实生活中是孤立的，主流民意实际上是一种“暴民政治”。
现代西南地区及湘西地区尚有蓄蛊传说，人们习惯将自身疾病归结为有人下蛊陷害。邓启耀《中国巫蛊调查》记载了一位云南医生的亲身经历：“从医期间，先后有四十八例自称‘蛊病’患者求治。结果其中有四例是肺结核，二例是风湿性心脏病，四例为晚期胃癌，一例肝硬化，六例重症肝炎，十四例胃、十二指肠溃疡，二例慢性胃炎，一例肾炎，六例肠胀气，九例胃功能紊乱。都是现代医学可以明确诊断的病例，而且多数经西药治疗，已经痊愈或好转。”
但是村民们仍然相信自己的身边存在蓄蛊者。耐人寻味的是村寨中的寡妇们最容易被指责为蓄蛊者。而且民间还形成了一些辨别蓄蛊者的“标准”，比如身上衣服干净、屋内收拾得干净的寡妇就是蓄蛊者等等。这些“蓄蛊者”备受歧视，被隔绝在社交范围之外，无人去她们家做客，她们也不能去别人家。她们的子女甚至无法在本地找到合适的对象。
《中国巫蛊调查》记载说某“蓄蛊”寡妇有个女儿，相貌出众，却始终无法在本地找到对象。直到遇到一位北方小伙，这才有了第一场恋爱。女孩向男孩坦白说自家被人说成是“下药”的，你怕不怕？小伙子压根就没听说过此事，女孩解释了之后小伙表示坚决不信。女孩这才踏踏实实跟着小伙子走了。
北方人已经不知蓄蛊为何物了，尽管北人的先祖发明了“蓄蛊”传说，但是却把它栽到了南方人的头上，并且让它随着南方开发的脚步越走越远。透过其沿革历史，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中国历史上“主流文化圈”前进的脚步。
我原本以为蓄蛊传说随着时间流逝会在中国逐渐消失，包括西南地区。但是却忽略了互联网的奇妙作用，互联网的性格似乎就是好奇，一些早已沉寂在故纸堆中的神秘事物会在网上被唤醒并发扬光大，这里就包括各种神秘巫术，赶尸、降头均开始大行其道，淘宝上还开始卖起了巫毒娃娃。虽然说此物是舶来品，但一看就是和中国古代的扎小人异曲同工。
当然谁也不会相信“蛊虫传说”会重返世间，它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其实蛊虫最大的养料就是族群歧视、地域歧视，缺了这两样，蛊虫最多就是电影里那一泡童子尿就赶跑的小玩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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